阿尔巴尼亚学妹过生日，20周岁，在哥廷根楼的公共食堂三楼开PARTY，越开越嗨。小师妹打电话来，问我要不要也参加。我饭后没什么事，正闲得发慌，接到电话心里一阵高兴。这是我到比利时以来第一次收到这样的邀请。可是，送什么礼物呢？实在想不出送什么合适，小师妹提醒我：“老大，你不是每天都在练书法嘛，送一幅书法作品，不是很好嘛。”我一直觉得自己的字拿不出手，从没想过拿习作去送人。不过这主意倒不错，就想干脆把所有的习作都带上，给每一位在场的外国同学们每人送一张。

　　我天生喜静，生性疏懒，平日里不打牌，也不下棋。从学校毕业后，打球、游泳、跑步活动越来越少，几至于无。到如今，看书、写作之余，也就弹弹琴、唱唱歌、练练字。

　　我有着深深的书法情结，源自于小时候看大爷爷练书法。大爷爷在杨家祠堂的私塾上了九年长学，是村子里最有学问的人。家里接人待物，迎来送往，婚丧嫁娶都由他来操持。全村人家门口贴的春联，也由他代笔。

　　春节将至，诸事繁忙。腊月二十以后，一般会有几个大晴天，把家里的被褥、衣服拿出来晒晒，以便正月里接客和做客。把池塘里的水抽干，把鱼捞上来，剖出内脏，抹上盐，腌了。把猪从圈里拖出来，杀了，肉解开，一块块腌了。鸡舍里的鸡捉起来，杀了，腌了。一派闹腾。

　　大爷爷这段时间却很从容，很淡定。这些粗活他是不沾手的。他在堂屋里摆一张大八仙桌，周边站了一大圈人。有人磨墨，有人裁纸。大门联宽一点、长一点，七言就差不多了；小门联窄一点、短一点，一般五言；横批都是四言。各户的家长把新年心愿讲出来，大爷从古书上抄一点，自己编一点，大都写得很应景。讲究一点的人家，堂屋、卧室、厨房、粮仓、禽房都贴上春联，红纸、黑字，稳重，喜庆。

　　乡下人识字不多，对联一贴上去，就有人问，写的是什么字，是什么意思。大爷爷就说：上联“向阳门第春光好”，是讲我们南方地势低，湿气重，盖房子要尽量坐西北朝东南，这样采光透气，不容易生病，也不容易憋气，心情舒畅，家庭和睦。下联“积善人家喜庆多”，平日里居家要多做好事，叫花子来了给碗饭，邻居有难处搭把手，好人有好报，离天三尺有神明，老天爷都看着呢。”你看，春联充满了中国人的传家智慧。

　　大爷廿年前过世了，村里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练毛笔字，也很少有人家贴春联了。近些年，乡亲们有钱了，纷纷新建了乡间别墅上，红墙绿瓦，色彩缤纷，只是每到过年，门窗棂上光溜溜的，总觉得哪里不妥贴。于是，从街上买春联张贴上，纸张挺括，鲜艳光滑，字体烫金，风靡一时。春联的内容无非是好运、发财、喜旺之类的俗话套话。至于正心诚意，格物至知，温良恭俭让，礼义仁智信这些古训，好像没有人提起。至于对联的书法品味，更无从谈起。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乡村的传统审美能力集体退化，那种从容淡定，细腻清雅，超然物外的气质，已经全然退去。这样的春联，把一块空心的中国乡土都裸露出来了，不贴也罢。

　　我在上海安居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文房四宝买回来。家里实在太小，各间房子里都摆满了书架，实在没地方摆书法摊子，只好把写字桌摆在阳台上。这样也好，低头写字，抬头看景，既能凝神聚力，又能吐故纳新。如果有几张自己还满意的作品，就捡出来，厚着脸皮去找曹旭老师点评。

　　曹老师是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住得离我家不远。他喜欢写书法，家中常备书法桌，笔不干墨，勤练不缀。曹老师对我练书法是支持的，对我写的字却没有客气。他告诉我，练字要照帖练，最好用智永和尚的《千字文》打底子，不要自己瞎写。他还告诉我把字帖放大复印，一个字一个字地练，一个字练一千遍，把笔法、结构、速度、力度都掌握，烂熟于胸，形成固定的美感，就能写出好字来。每练一个字，都是中华传统审美的习得。

　　我赶到party现场，屋子里挤满了人。小姑娘们一个个都精心打扮了一番，化了淡妆，穿上了小礼服，分外妖娆，她们接到我的礼物，一个个欢欣不已，展开书法作品，挨个拉着我合影。

　　没想到，洋丫头们拿着我的书法习作，不知道怎么张贴。小师妹有一天满脸神秘地跑来跟我说：“师兄，你赶紧去希腊Viky同学的房间看看，她居然把你的大作张贴在床顶墙上。”埃及的女同学则比较认真，她花了一周的时间，给我回了一件礼物，就是用蓝色的圆珠笔写了满满一张纸的埃及文。乐呵之余，我不禁感慨，翰墨飘香，书法传情，只要用心，书法怎会分文字，又管她如何张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