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创造往往离不开关键历史人物的参与，美国进步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史，就与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1869—1923）的名字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从19世纪末到1913年开始担任美国驻华公使之前，芮恩施一直担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他不仅是著名的远东问题专家，还指导了一批中国留学生。芮恩施与他的导师理查德·伊利（Richard Ely）一起创建了“威斯康辛在中国”学生组织。这一组织类似于“耶鲁在中国”传教组织，其宗旨就是聚集和培养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青年大学生，鼓励他们到中国去发展，将美国进步主义的典范——“威斯康辛理念”传播到中国来。所谓“威斯康辛理念”，就是威斯康辛州进步主义运动的改革主张。简单地说，就是充分发挥大学在社会改革运动中的思想指导地位，实现现代大学与社会改革的良性互动。

　　巧合的是，当杜威、威尔逊、芮恩施、古德诺等著名进步主义学者在20世纪初年称雄于美国学界的同时，以顾维钧、胡适、蒋梦麟等为代表的中国学生也开始负笈北美。他们与上述美国进步主义学者一起亲历了当时正方兴未艾的进步主义改革运动。随着“庚子赔款”留学计划的启动，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他们充当着沟通中美文化交往的“桥梁”。时势造英雄。因为他们的出现，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与清末民初的中国变革发生了跨越洲际的互动。一个波澜壮阔的进步主义传播的“跨国传奇”也因此而登上历史舞台。

　　鼓励创建欧美留学生组织

　　1914年春，顾维钧担任北京美国大学俱乐部的主席。在此期间，顾维钧联合他的老同学、时任清华校长周诒春，共同组织了“留美同学会”。这一组织是美国大学俱乐部的替代性组织，其功能是不定期地聚会，共同回忆在美国的学生时光。周诒春毕业于耶鲁大学，专攻教育，他对公共事务非常热心。在周的配合下，留美同学会组建起来，其会员包括美国大专院校毕业的中国学生，年龄不限。

　　留美同学会经费有限，为此顾维钧找到时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请其支持创建图书馆。芮恩施认为，中国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需要对治理国家和政府机构问题加以研究”，于是他提出应该先创建一个“政治学图书馆”。

　　1915年秋季，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代表访问北京，他们在与芮恩施的交流中，倡议在中国建立“教育性质的机构”。这一倡议正中芮恩施的下怀，他此前已经同许多中国官员和学者表示过，建议成立一个专门从事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科学研究的协会。值得注意的是，芮恩施与顾维钧在筹备创建政治学图书馆的同时，还做了两件重要工作：组建欧美同学会和中国社会及政治学会。实际上，这两个学会的基本会员，都是同一批人，也就是欧美留学生。

　　芮恩施是鼓励创建欧美留学生组织的精神领袖，而实际负责此事的是严鹤龄、顾维钧、周诒春、伍朝枢和陈锦涛等欧美留学生。当时，北京有三个相互独立的欧美留学生团体，即留美同学会、留法比德会和留英同学会。顾维钧提议，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欧美留学生组织。但是，创会工作并不是那样的顺利。顾维钧发现，特别是留英同学对于“社团联合”的热情度不是很高，这一点与留美同学的差异很大。不过，顾维钧的主张得到了留英学生代表伍朝枢、陈锦涛等人的积极响应。他们经过多次的讨论之后，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将分散的留学生团体合并为一个统一的留学生组织，此即“欧美同学会”。

　　塑造欧美留学生的“集体身份”认同

　　欧美同学会的创建过程，也是欧美留学生重新确立他们“集体身份”认同的过程。这个新的“集体身份”的确认，就是指他们自觉地意识到“欧美留学生团体”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上，应该扮演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不是如他们之前认为的那样，“他们对中国发展的道路，在直接和间接方面，都没有多大影响”。

　　在塑造欧美同学会的“集体身份”认同上，芮恩施的作用值得重视。作为美国驻华公使、著名的政治学家，芮恩施与留学生之间还存在“师生之谊”。故而，他在中国的欧美留学生中间享有崇高的威望。他认为，欧美留学生应该“联合起来”，建立一个能够整合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中心，通过这个中心将他们所学的西方科学知识传入到中国，从而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带领到一个“有组织的、有秩序的”状态。留学生中具有这一强烈使命的，所在多有，顾维钧就是其中的一个显著代表。遗憾的是，顾维钧在1915年8月奉北京政府之命，担任驻美公使。他无法继续参与欧美同学会在国内的活动。不过，在他离开北京之前，欧美同学会已经建立起来，并日益引起中国“政府和公众的注意”。

　　美国进步主义有一个重要信条，就是知识精英应该有社会担当，为国效劳。芮恩施不但信奉这一信念，还努力将它转化成欧美同学会的行动准则。在芮恩施公使的倡议下，1919年4月上旬召开的华北欧美同学会第二届年会做出决定，即“充分发挥他们的留学才能，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芮恩施在会议上作了一场题目是《欧美留学生与一战后的中国》的演说，他大声呼吁欧美留学生用其所学，引领时代潮流。

　　“精神导师”创建中国政治学会

　　对留美学生而言，芮恩施的身份不仅是美国驻华公使，还是他们的“精神导师”。芮恩施对留美学生寄予厚望，希望他们成为中国社会进步运动的领袖。最初，芮恩施公使找到北京外交部的严鹤龄，与其商议，仿照美国政治学会的创会经验，创建一个中国政治学会。其研究任务就是“国际法与外交问题”。其后，严鹤龄与外交部参事顾维钧商议，得到了后者的积极响应。他们就政治学会成立的可能性、操作性、目标等问题进行过多次非正式的磋商。

　　在顾维钧出使美国之后，严鹤龄与伍朝枢合作，筹划中国社会政治学会的创建事宜。从1915年9月到11月，芮恩施、严鹤龄、伍朝枢在此期间为学会的成立举行过若干次筹备会议，以他们三人为中心，成立了一个“筹委会”，负责起草学会的纲领文件。同时，他们还各自负责邀请相关人员入会。

　　芮恩施邀请他在美国政治学会的好友如威罗比（W.F. Willoughby）、亨利·亚当斯（Henry C. Adams）、古德诺等人加入中国社会政治学会。威洛比是美国政治学会的秘书并兼任《美国政治学评论》的执行编辑，他建议仿照美国政治学会的会员制度，将中国社会政治学会的会员分成三类，即高级会员（endowment members）、终生会员（life members）和普通会员（ordinary members）。这一建议得到了筹委会的采纳，并获得社会政治学会大会的通过。

　　1915年12月5日，中国社会政治学会在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的官邸举行第一次会议，有65名会员参加。陆征祥被推选为中国社会政治学会的会长，而芮恩施为第一副会长，外交次长曹汝霖为第二副会长；外交部的参事伍朝枢担任学会秘书长，章宗元负责学会的财务工作。从学会的人事安排上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政治学会与中美两国政府的外交部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人事架构，进一步凸显了芮恩施公使所发挥的“灵魂人物”的作用。或者说，芮恩施是有意识地通过中国社会政治学会来实现他在中国传播进步主义的理想。以欧美同学会为基础而创建的中国社会政治学会成为中美政府外交渠道之外，一个重要的“国民外交”渠道。

　　中国社会政治学会创建之后，很快吸引了受过现代教育的中国官员、教师、以及来华传教士的浓厚兴趣。也是通过这一学会及其姐妹团体欧美同学会，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实现了与中国“数千名留美学生建立密切关系”的初衷。通过欧美同学会，芮恩施的“知识改变命运”“知识改变世界”的进步主义信仰在中国得到了传承与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