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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槱:百岁"船"奇,不忘初心

2017/12/14 11:31:18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海洋大国,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是建设海洋强国的一项重要的任务。

  作为我国船舶行业的第一位院士,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杨槱院士一生都践行着这样的理念。2017年10月17日,喜逢杨槱学长百岁华诞。翻阅他历经一个世纪的生活画卷,我们能触摸到一个中国海洋工程领域大师不平凡的人生轨迹。

  杨槱原籍江苏句容,1917年10月生于北京。《辞源》中对“槱”字的注释为:“聚积。诗大雅:芃芃棫朴,薪之槱之。”这是当年住在杨家隔壁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孙炳文(1927年在大革命失败时壮烈牺牲)在他上小学时为他取的学名,表达了一个革命者对后代的殷切希望——为国为民发光发热,杨槱始终牢记,也一直是这样做的。

  看船 学船

  杨槱一辈子都与“船”有着不解之缘。在他的办公室里,随处可见船的“影子”。19世纪“大东方号”的设计图、各种船的模型……说起船他就兴致勃勃。

  少年时代,他居住于地处中国南大门的广州,南来北往的船只很多,“看船”是他的童年乐趣之一。因父亲有许多海军朋友,常送来一些关于船的书籍,杨槱回忆:“这些书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有很多疑问一直萦绕着我,在不断搞清楚这些疑问的同时,也激发了对船的兴趣。”

  9岁时,他第一次登上铁制的轮船,感受它在大海里乘风破浪,这实在让他着迷。而当时教他懂得铁为何能浮于水面的启蒙者,竟是在这艘轮船上聊天的几位妇女。其中一位青年妇女说:“奇怪,这船是铁造的,而且到处是铁制的东西,这么重的份量,怎么能在水中不沉呢?”她身边另一位年轻女士解释说:“铁脸盆不是也能飘浮在水面上吗?盆中装些东西,脸盆也只是下沉一些,只要脸盆的边缘高于水面,就不会沉没。”这些话深深地印在了杨槱的脑海里,几十年后,当他成为一名著名教授,对着学生讲第一课《船舶概论》时,讲台上的教具就是一个盛满水的面盆,水面上浮着一只铝制的饭盒。

  帝国主义侵略时期,杨槱亲眼目睹了国家沿海和内河的航行权遭遇掠夺、中国老百姓的苦难深重,促使他对船舶的兴趣逐渐上升为“学造我们自己的大船”的执着。高中二年级时,杨槱以《广东造船简史》为题写了学年论文,受到了老师的表扬和同学们称赞。这是杨槱人生中的第一篇论文。

  1935年秋,杨槱中学毕业,学船造船的理想更加坚定了。但是当时中国还没有造船系,与船舶相关的吴淞商船学校仅设一门驾驶科,杨槱萌生了出国学船的想法。18岁的他负笈远渡重洋,来到了当时世界船舶建造中心——英国,在位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攻读造船专业。

  留英的日子里,杨槱勤学专业、善于思考,成为当时格拉斯哥大学造船系的佼佼者,并获得了系里仅有的两个奖学金名额之一。杨槱比别人做得成功的,是在进行船体强度计算时发现,如果使船舶重量与浮力相等,并且把重心和浮心的纵向位置对准,得到的剪力曲线和弯曲力矩曲线在船的首尾两端均为零值,这个发现获得了教授嘉许。

  格拉斯大学有一个“兰金传统”,就是主张工程科学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求学生利用假期到工程公司接受学徒训练。于是,除了在学校学习专业、参观造船厂之外,杨槱还连续三年到巴克莱柯尔造船厂当学徒。从放样间到木工车间,再到设计制图室,不同车间的工种磨炼了杨槱的品质,让他掌握了深厚的造船实践知识。他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遇到问题就努力钻研。由于他有一股坚韧不拔的干劲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并善于运用理论来指导实践,慢慢地,他变成了一个“小专家”,外国教师和师傅们看见他常会伸出拇指说上一句:OK Yang!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民族危亡牵动了无数中华儿女的心,一批批留学海外的学子冒着战火硝烟回国抵御外侮。当时在英留学的杨槱受到极大震撼,更加坚定了学成归国的决心。1940年3月,杨槱获得了一等荣誉理学士的文凭。那时,英国也深陷二战泥沼,急需大批造船人才,多方对杨槱进行挽留。而杨槱却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回国。他说:“在外挨炸弹还不如回国挨炸弹。”

  战火烽烟中,他回到了江川边的重庆,在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内地最大的造船厂——民生机器厂担任副工程师。在空袭的警报声中,他奔走于课堂和船厂之内,辗转于造船和教船之间。他参加了当时最大的川江船舶“民俗号”的设计,撰写的有关川江船快速性的论文得到了中国工程师协会的奖励,使他在中国造船界声名鹊起。回忆起当年物资极度缺乏的重庆岁月,而今安坐上海家中的杨槱学长并没有觉得如何困苦,在他看来,当年“我比一般的人要好得多,那些工人是真苦,没有什么像样的设备,全靠人力,造一条船真的很难。”

  1943年5月,上海交通大学接办重庆商船专科学校,成立造船系和轮机与航海两个专修科,杨槱被聘为副教授。次年,年仅27岁的杨槱被提升为教授。11月,杨槱应邀参加中国海军造船人员赴美服务团到美国学习考察,并在费城获得了美国海军造船厂见习航空母舰监造官和巡洋舰监修官的工作机会,学到了不少关于舰船设计与建造、生产计划管理、轮机修理等方面的经验。此前英国留学的经历让他在美国也同样如鱼得水,表现十分突出。即便是在当时的造船强国美国,这个说着一口流利英语、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中国上尉,一下子成了造船厂里的名人。

  一年后,他回到中国,又在海军江南造船所、海军青岛造船所和上海海军机械学校任职,推广应用了在美国学到的先进技术和方法。

  造船 笃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杨槱历任同济大学教授、造船系主任、大连造船厂建厂委员会工务处长、中苏造船公司副总工程师、渤海造船厂筹备处工程师、大连工学院教授、造船系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教务长、教务长、造船系主任。1951年11月,杨槱被调到中苏造船公司任副总工程师,主要任务是修理苏联的北冰洋船队,同时也批量建造新型的拖船、沿海客艇、水上工作船等。

  在科研设计上,他始终奋勇当先,主持并参加设计了多种类型的船舶:“瀛州”号巡逻艇、自卸运煤船、5000吨近洋干货船、15000吨经济型远洋干货船等。主持并领导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海船稳性规范》,填补了中国在这领域的空白,推动了我国船舶稳性的研究。

  1970年代初,杨槱开始接触计算机辅助设计方法,并预感到计算机对造船设计的重要性,倡导在船舶设计领域普及计算机的应用。这时,计算机在我国尚处于推广阶段,年近60岁的杨槱克服重重困难,学习算法语言,并编制船舶主尺度分析程序,运用电算程序对5000吨干货船船型方案进行优选,成功地把电算技术运用于船型论证。他领导的科研小组,编制了实用性较强的货船主尺度要素分析计算程序、船体型线设计和船舶性能计算的程序,并得到了广泛应用。

  上世纪80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效益”二字成为热议话题。如何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效益?杨槱借鉴他从英国留学时期学到的造船思想,首先提出工程经济运用——在船舶领域,既要考虑船的技术性能,还要与港口、航道等因素综合起来进行分析,以最小的投入产出最大的效益。1980年,杨槱编写了《工程经济在船舶设计中的应用》一书。他的科研小组应用现代预测技术、运筹学和系统分析方法解决了水运系统中的船型分析和船队组成等问题,多项科研成果被国内同行专家评为国内首创。

  1981年,杨槱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成为中国在造船领域评选出的第一位院士。2009年5月,杨槱获得了“60年来为上海的建设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典型人物”殊荣;2016年12月4日,杨槱又获得了国家海洋局“终身奉献海洋”纪念奖章。在中国船舶的科技攻关领域,杨槱乘风破浪,始终站在最前端。

  教船 写船

  杨槱是造船巨匠,也是教育大家。

  2015年6月9日,年届98岁的杨槱院士出现在上海交大船建学院的课堂上,为即将踏上工作岗位的毕业生上远航教育课程。“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从事教育行业70余载的杨槱,始终以教书育人为己任,培养了一大批教育界和造船界的骨干精英。

  他认为,发展船舶行业最重要的就是培养船舶人才。他亲自讲授造船原理、造船设计、船舶静力学等课程,并传授国际先进、前沿的造船知识和技术,大大创新、丰富了教学内容,开拓了学生船舶认知的视野。他自编多部教材,其中有些是全国统编教材,被高校指定为专业类书籍,其主要著作《船舶工程辞典》《英汉船舶科技词汇》《中国造船发展简史》《船舶概论》《电子计算机辅助船舶设计》《工程经济在船舶设计中的应用》《船舶静力学》《散货船设计》等,成为船舶学科学生的必读文献。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他十分注重实践操作,通过实际课题研究、船厂基层锻炼等形式加强学生对船厂和船舶行业的了解,逐步提升实践创新能力。60年代,他指导学生设计了一艘新型的15000吨自卸式运煤船;70年代,他和学生一起研制了5000吨经济型近海干货船,并带领学生到上海、汕头、厦门、福州等沿海港口及某些船上进行深入而广泛的调查;80年代,他指导学生从事沿海和长江煤炭、石油、集装箱运输系统等国内首创的分析研究。他积极引导学生从事多项船舶类创新课题研究,其中大批成果被研究所、设计单位广泛采用,并运用于船舶行业。

  他培养的学生在各大科研院所、造船厂、学校和政府行政管理机构成为技术骨干和学术带头人,更有一批人成为中国船舶与海洋工程领域的骄傲。“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院士、“蛟龙”号总设计师徐芑南院士、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的总设计师朱英富院士、主持研制“胜利二号”步行式坐底式平台的马志良教授、中国第一艘深潜救生艇总设计师朱继懋教授等都是他的学生。

  杨槱学长自身勤俭节约,为鼓励青年学生勤奋学习,积极投身我国船舶与海洋科技事业,1997年,他向上海交通大学捐赠设立“杨槱院士奖学金”,2010年追加捐赠30万元,2013年捐赠仪式上再度追加捐赠奖学金50万元。2013年他将获得的“上海市教育功臣”奖金20万元也全额捐作奖学金。二十多年来,受其资助的学生已超过百人。

  杨槱不止教船,爱船、懂船的他还带头写船。影响过几代人的《十万个为什么》最早版本中关于船舶的部分,很多就是由他执笔。他一直倡导造船界重视对我国造船史的研究,做到古为今用,总结和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以加速中国当代船舶工业的发展。他亲自撰写了《近代和现代中国造船发展史》《秦汉时期的造船业》《早期的航海活动与帆船的发展》《对泉州湾宋代海船复原的几点看法》和《郑和下西洋所用宝船的进一步探索》等多篇论文。在他的积极推动下,1984年,中国造船工程学会船史研究会成立,1985年《船史研究》杂志创刊,为我国造船史留下了可追溯的宝贵历史财富。

  2005年,88岁的杨槱还出版了《帆船史》和《轮船史》两部著作;在九十高龄时,他仍笔耕不缀,陆续出版《话说中国帆船》《大航海时代》《人、船与海洋的故事》和《郑和下西洋史探》,通过广泛收集的大量史实,引领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进行了广泛地探讨。

  同船 共济

  在杨槱的心中,还有一艘情有独钟的“大船”,这就是多党合作风雨同舟的巨轮。早在1954年,杨槱就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希望组织能考虑他的志愿。党组织认为,杨槱留在党外工作要比在党内对国家的贡献更大,杨槱服从组织安排。1956年,杨槱加入九三学社,先后担任第十、十一、十二届九三学社上海市委主任委员,第六、七、八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第八届市人大常委,第八、九届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第十届九三学社中央名誉副主席,历任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

  身为政协委员,杨槱积极参政议政,以国是为己任,对推动造船工业科技发展,促进海洋航运事业前进不遗余力。1995年,在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杨槱和九三学社同仁共同提出了一份《关于建立约束机制,防止盲目重复引进》的提案,对盲目、重复引进设备和生产线的原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提出了如何建立可行的约束机制的13条建议,这份提案受到全国政协和国家有关领导机构的高度重视;1996年,在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上,杨槱领衔提出《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要走合作发展道路》的提案,提出长江三角洲带动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良好基础和存在的问题,该提案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1984年9月,当我会恢复活动时,杨槱学长又是作为第一批会员加入欧美同学会。作为总会名誉理事,杨槱学长一直关心同学会各项工作。2006年和2009年举办的两次院士座谈会上,都有杨槱学长的身影,与大家一同深入研讨未来十年中国科学和技术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上海的社会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百年回首,杨槱始终不忘初心,以船见大,以国家发展、百姓福祉为己任,积极建言献策推动船舶领域的发展。他的话语很朴素却掷地有声:“我始终坚持干一行、爱一行的原则,只要国家需要,我愿意工作在任何岗位,我认为,只要全力以赴,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工作,一定能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